“美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深度观察）******
非法军事干预、抢掠资源、肆意制裁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各界人士普遍认为——
“美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深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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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为维护霸权、谋取私利，对叙利亚进行非法军事干预、抢掠资源、肆意制裁，严重损害当地民众的生命权、健康权、发展权，造成深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叙利亚问题延宕十余年，当地人民至今仍在贫困和战乱中挣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一段时间以来，美国频繁对叙利亚进行军事干预，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造成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美国对叙利亚实施单边制裁，导致叙利亚人民难以获得基本生活保障，经济发展和重建进程面临重重困难。时至今日，美军仍控制叙利亚石油、天然气等国家资源，霸占叙主要产油区，搜刮掠夺八成以上产油量，走私烧毁叙利亚粮食库存，严重侵犯叙利亚人民的基本人权。
叙利亚国内政治分析人士卡萨吉安指出：“美军‘赖着不走’，导致叙利亚国内危机越来越严重，他们的最终目标是控制叙利亚。”
“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来到我们的家园，事实上却在掠夺我们”
在叙利亚各地的加油站，等待加油的车辆排起长队，即使是最繁华的街区，一天也只能保证几小时的供电。与此同时，在叙利亚与伊拉克边境的公路上，原本属于叙利亚的石油却源源不断地被美军油罐车盗运至其在伊拉克的基地。
近日，叙利亚外交部致信联合国秘书长、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表示，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已给叙造成259亿美元的直接损失。信中还写道，美国通过其在叙东北部地区、东南部坦夫地区的持续军事存在，继续其“侵略行径”，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继续系统地掠夺石油、小麦等属于叙利亚人民的基本资源和国家财富。叙利亚外交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军及其支持的武装造成叙利亚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被盗损失达198亿美元。此外，油气、矿产领域减产给叙利亚造成的间接损失超过860亿美元。
最富裕的国家对最贫穷的国家进行掠夺的荒诞场景不断在上演。过去一年，美军频繁出动，公然掠夺叙利亚石油等资源。根据叙利亚石油部公布的数据，2022年上半年，叙石油日产量约8.03万桶，其中6.6万桶被驻叙美军掠夺，占叙日产油量的83%。据俄罗斯对外机构统计，美国在叙东北部每月盗采的石油中有约1/3通过黑中介，以每桶35—40美元的价格卖到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美军每月可从中获取3500万—4000万美元的非法收入。从2011年到2022年年中，美军在叙非法驻扎以及受其支持的武装进行的盗采、非法贸易行为，已给叙造成1071亿美元的损失。
除了石油，美军连小麦这样与叙利亚民生息息相关的“口粮”也不放过。2022年6月，美军甚至出动40辆卡车直接掠夺叙小麦。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叙利亚境内有超过1200万人处于“粮食无法保障”状态，九成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3的叙利亚人需要依靠人道主义援助维持生计。叙利亚曾是粮食出口国，如今民众却“挣扎在饥饿线上”，美国难辞其咎。“美国以反恐为借口来到我们的家园，事实上却在掠夺我们的小麦、石油，还对我们施加经济制裁，美国是叙利亚危机的始作俑者。”叙利亚哈塞克省居民阿里说。
“空袭造成的平民流离失所和伤亡是美国在叙利亚侵犯人权的罪证”
除了直接掠夺叙利亚资源，美国对叙利亚发起的军事打击和非法单边制裁，让叙利亚民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生活雪上加霜。
联合国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1年3月至2021年3月，美国的军事介入已造成超过35万叙利亚人死亡，其中包括26727名妇女、27126名儿童。此外，还有超过1200万叙利亚人流离失所，1400万平民急需人道主义援助。
美军频繁空袭导致叙利亚大量无辜平民死亡。仅2016年至2019年间，叙利亚有33584名平民在战争和冲突中丧生，其中3833人直接死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轰炸。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表示，美军对叙利亚等国的空袭造成严重后果。例如，2017年，美军对叙利亚城市拉卡发动所谓“最精准的空袭”，但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认为，该军事行动共造成38起平民伤亡事件，178名平民丧生。叙政治分析人士乌萨马·达努拉谴责说：“空袭造成的平民流离失所和伤亡是美国在叙利亚侵犯人权的罪证，但美国仅仅将这称为‘附带损失’。”
除了军事行动造成的直接伤害，美国还对叙利亚实施经济制裁、封锁禁运。自2011年9月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陆续对叙利亚实施制裁，包括禁止进口叙利亚原油和石油产品，以及对叙利亚石油出口相关融资和保险进行制裁。英籍叙利亚裔独立记者理查德·梅德赫斯特认为，美国对叙利亚的制裁无异于中世纪的“围城战”——军队包围城市、切断粮食供应，导致大量平民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绝望地死去。
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显示，过去两年，美国的肆意制裁引发了叙利亚前所未有的经济衰退，加剧了人道主义危机。2021年，叙利亚货币贬值近80%；2022年，叙利亚遭遇恶性通货膨胀，基本商品价格飙升，通胀率一度接近140%，贫困率达到前所未有的90%。
“美国并非真正关心人权，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强调：“叙利亚遭受的破坏如此广泛和致命，在现代历史上几乎没有哪个国家能与之相提并论。”
叙利亚政治问题专家艾哈迈德·阿什卡尔表示，自叙利亚危机发生以来，美国一心图谋颠覆叙政府，默许甚至支持各方力量介入叙利亚局势，对极端势力滋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2014年后，美国又以“反恐”为名频频对叙发动空袭，这些军事行动事实上让叙局势更趋复杂，政治解决方案更难达成。
欧洲议会议员米克·华莱士发出质问：“美国窃取叙利亚石油完全违反了国际法，而非法制裁是为了让叙利亚人挨饿，进而推动政权更迭。欧盟一向鼓吹人权，却支持对一个国家的破坏行为，这说明了什么？”面对美国侵犯叙利亚民众基本人权的行径，西方主流媒体却无一例外地选择沉默。梅德赫斯特认为，一谈到人权问题，美西方一贯的双重标准就暴露无遗，“叙利亚人民每周都在遭受轰炸，美西方却对此熟视无睹”。
“美国赤裸裸干涉叙利亚内政的行径，使叙利亚陷入长期战乱冲突，加剧了叙人民的苦难，同时也让中东地区更加混乱不安。从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到叙利亚、黎巴嫩，美国在中东地区犯下的人权罪行数不胜数。”叙利亚学者胡萨姆·舒艾卜表示：“美国并非真正关心人权，其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利益。”(本报记者 宋亦然)
【中国这十年·焦点面对面】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中新社北京10月14日电 题：共筑全球新“气候”，中国从未缺席
——专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
中新社记者 李金磊 彭大伟
“要么一同采取行动，要么一起自杀。”今年夏季，面对极端天气频发，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出警告。
洪水、干旱、极端风暴和野火，异常的气候变化让人类面临严峻考验，全球气候治理面临巨大的威胁和挑战。
资料图：拉马乡鲁南山风电场。李益民 摄“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的温室气体产生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时说。
“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王毅表示，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应对气候变化、推动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更新、提升目标，从“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到“十二五”时期提出“国家自主贡献”，再到2020年提出“双碳”(碳达峰与碳中和)承诺，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
十年来，中国“逐绿而行”，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取得显著成效，一个“只此青绿”的中国展现在世界面前。
这十年，中国稳步推进能源结构调整，风电、光伏装机量、发电量均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居全球之首。
中国严格控制二氧化碳排放，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降低48.4%，同时建立了全国碳市场机制，成为全球覆盖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碳市场。
同时，中国不断提高生态系统碳汇能力，是世界森林密度增长最多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全国增绿面积占全球四分之一。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未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支撑了经济增长。”王毅表示，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地缘竞争，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
王毅认为，发达国家应加速自己的行动，同时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在复苏和应对过程中，要找到一条推进高质量公正转型的路线，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来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完)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右)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访谈实录摘编如下：
中新社记者：世界气象组织近期发布《团结在科学之中》报告。报告警告称：人类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如果不采取更加雄心勃勃的行动，气候变化的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将越来越具破坏性。为什么全球极端天气频发？人类应对气候变化面临着哪些挑战？
王毅：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揭示了人类的行动跟目标之间相距甚远，特别是要实现升温在1.5℃之内，现在的行动是远远不够的，甚至说要增加七倍的努力，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
气候变化首先是一个科学问题，人类燃烧化石能源排放温室气体所产生的温室效应，导致全球温度上升，升温又带来了地球表面各个圈层的一些变化，比如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增加，并产生相关的粮食生产、能源安全等风险，严重影响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所以我们必须要加速采取行动来拯救人类自身。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以及去年通过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人类必须要采取统一的行动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以减少燃烧化石能源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
应对气候变化主要有两方面工作，一方面是减缓，就是要减少化石能源的消耗或者依赖，同时要增加生态系统碳汇，开发和利用碳捕获与封存(CCS)技术。另外一方面是适应，地球的地表温度还在上升，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同样也要采取更多行动来做这项工作。
江苏常州“渔光互补”光伏发电，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双丰收。泱波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做出了哪些贡献？
王毅：在国际层面，中国推动气候多边进程，并促进一系列国际气候规则的达成。在国内层面，中国在“十一五”时期提出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十二五”时期提出中国的“国家自主贡献”，2020年提出“双碳”承诺，都有力推动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国根据自身的能力，不断在更新、提升目标，一步一步往前推进，做出积极而具有引领性的贡献。
中国现在已经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一方面需要与各国合作采取行动，同时也在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
过去十年，中国以年均3%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6.6%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能源增长并没有脱钩，但是中国以更少的能源消耗来支撑经济增长。
同时，可再生能源发展非常迅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累计装机已经接近11亿千瓦，已占全部电力装机的44.8%，2021年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总发电量的约30%。一方面控制化石能源的消费，另一方面转变能源结构，更多去依靠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减少由于能源的增长所带来的温室气体排放。中国在一些重要的产业上特别是可再生能源设备、动力电池制造等领域具有明显优势，在全球碳减排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王毅日前在北京接受中新社“中国焦点面对面”专访。中新社记者 蒋启明 摄中新社记者：中国驻欧盟使团临时代办王红坚近日表示，绿色合作不可能在真空中推进，不可能一面搞地缘对抗，一面要求别人无条件合作。该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王毅：应对气候变化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到整个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下，零和博弈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对气候变化合作仍然是基础。
发达国家首先要提高自己的力度，也要资助发展中国家并为其留出更大的发展空间，而不是“忽悠”发展中国家(作出不切实际的减排承诺)。各国要以更加节能和可持续的非化石能源的增长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同时提高适应能力，弥补在减缓、适应、技术、资金、领导力等方面的赤字，共同推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把安全、气候保护、经济复苏和增长统筹起来，这很重要。
乌克兰危机、新冠疫情以及通货膨胀等很多非气候因素跟气候问题交织在一起，怎么更好去统筹处理这些问题，也需要我们做更多的研究，采取更加务实的行动。
同时，竞争也是不可避免的，特别是在技术领域，要通过竞争来促进创新，通过竞争来降低成本，但合作是主流，所以应该把握合作的各种机会，同时也要为竞争做好准备。
中新社记者：气候变化是超越国家、超越意识形态的全球性挑战，但是近年来，个别国家在国际合作中表现出气候单边主义倾向，对国际气候条约合则用、不合则弃，给全球气候治理合作带来严重阻碍。该如何克服气候单边主义倾向，促进开展务实的合作和行动？
王毅：气候单边主义有两种倾向，一是不合作，不承认气候变化的事实，就像美国特朗普政府退出了《巴黎协定》，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影响了全球合作和应对气候变化多边进程。
二是不尊重现在的多边规则。很多发达国家只是单纯要其他国家提高目标，要更有雄心，更有力度，但是忽视了这些国家的转型路径和替代方案。
中国同意不断减少化石能源消费、更多利用可再生能源，但是需要一个公正、安全、平稳的转型。这一年来，欧洲经历了乌克兰危机，也经历了能源紧张，说明我们仍然需要一个更科学合理的路径、更明确的替代方案来实现目标。
我们要防止单边主义，走多边主义的基本路径，需要加强交流和沟通，必须要促进双边、多边的交流合作来增信释疑。
中国一定要坚定方向，保持力度和节奏，同时要通过国际传播来讲好中国故事，跟其他国家分享“双碳”的实践、经验、技术，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白鹤滩水电站。东方电气供图中新社记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维护全球气候治理公平正义的基石。但是当前一些发达国家却通过建立“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俗称碳关税)”等方式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排放责任、转嫁减排成本，试图无形中消解这一基石。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王毅：对此要有全面的认识，欧盟拟单边采取的“碳边境调节机制”不符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同时是否破坏现有的一些多边规则也需要关注。例如，欧盟国家声称CBAM没有破坏WTO规则，但是WTO关注的是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相关环境条款的规定不清晰，对有关环境产品的认定一直没有实质进展，也未达成环境产品减税的协议，导致一些国家借此设立各种“绿色贸易壁垒”。所以，欧盟国家的做法存疑。
在乌克兰危机和通货膨胀背景下，能源价格高涨，“碳边境调节机制”的很多政策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需要我们综合研判和应对，但最核心的就是加速转型。
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制造、动力电池及电动汽车方面有很多优势，只要坚持方向，实现系统性的变革，把整个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生产生活方式、贸易方式向绿色低碳转变，比别人转得更快，就有望化解相关的政策挑战。
中新社记者：《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COP27)即将在埃及举行。当前全球气候治理正受到全球疫情、经济低迷、能源和粮食危机，以及一些国家气候政策“回摆”等多重挑战，中方如何保持定力，推动气候多边进程持续取得进展？
王毅：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多次表示，COP27首先应该是一个落实和行动的大会。
要把《巴黎协定》《格拉斯哥气候协议》的各项规定落实下来，但现在有一些重要的缺口，比如说适应问题、资金问题，发达国家提出的到2020年到达1000亿美元资金的支持仍未落实。
雄心目标同务实行动必须要保持平衡。在乌克兰危机、通货膨胀影响能源和粮食安全的形势下，一些国家气候政策短期“回摆”可以理解，但在恢复的过程中必须要考虑构建未来净零排放或碳中和的新格局。
各国一方面要更好去应对现有的一些短期问题，同时在复苏和应对挑战过程中找到一条公正转型的路径。大家要一起努力，才可能弥补差距并且减少可能出现的风险和危机。各国一起把步子走稳走实走好了，才能共同迈向低碳可持续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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